当今天的我们只能从遗迹和文物中去寻访古希腊文明时，汉使们却是有幸最早接触希腊文明的中国人。他们横跨万里,深入大夏、条枝、黎轩这些泛希腊世界，进行旅行和访问。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用希腊式的大理石建筑起来的神殿、体育馆、戏剧院，瞻仰了高耸的雅典娜或宙斯等诸神的雕像。这些杰作在样式上比雅典、底比斯的作品甚至更壮丽和华美。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想象，汉使们-----这些很可能同时又是卫青的门客、司马迁的朋友或者张骞的同乡们，将从陈列着人体雕像的大街上穿过，徜徉于树立着伊奥尼亚式立柱建筑的广场，徘徊在那时最流行的斯多噶式柱廊的长方形市政厅，或身为上流社会宴会的坐上宾，光临豪华的希腊式装修的贵族豪宅。在装点着希腊式绘画、铺着波斯地毯，陈列着爱琴海世界的宝藏的客厅里，与操希腊语的主人们会见、交流，互赠礼物。一同在伴有竖琴演奏与歌舞表演的宴会上用银制的餐具共进晚餐。
他们或许还在叙利亚和小亚的城邦中观摩过希腊式的公民大会和投票表决。广场上挤满叽叽喳喳的公民们为国家的大事小情争吵着。不知我们的祖先在与希腊人的交流中，是否会感受到西方式的热忱与理智，而且与东方人相比，发现这些金发碧眼的人们在精神上不那么卑弱。
只是体育馆他们是去不了的，那是只有希腊人才能享有的特权。何况体育场里的裸体煅炼，肯定会让东方客人们感到难堪。
如有余兴，甚至可以造访图书馆，亲手翻阅亚里士多德或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如果赶上了希腊人一年一度的戏剧节，做为遥远的东方客人，还会荣幸的出现在露天剧场的环形看台上，宾主一起欣赏着欧里庇得斯创作的悲剧，或者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当两种完全异质的伟大文明相碰撞时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带来怎样的心灵震撼，启发怎样的思考，这一切令我们无限遐想。
遗憾的是，中国的史书上却并未留下什么记忆。对身负政治使命的张骞们来说，他们的心中也许只有个人前途和建功立业。何况他们不是来旅游观光的，而是为大汉寻找军事盟友的，即使偶尔闪过一丝好奇的雅兴，他们那粗糙而现实的文化感知也只不过留意到当地“多奇物”和在羊皮纸上从左到右写字的方式，其余竟别无值得一提之处。
若说还有其他感触，那只能是当地低下的生产技能、落后的物质水平，不懂得怎样炼钢、养蚕缫丝。而且希腊式的陶器与中国精美的漆器相比，又是那样的简陋与粗夯。这从当时中国输入西方的几乎都是技术型产品，而从西方输入的却都是葡萄、苜蓿、黄瓜一类自然产物就可见一斑。依中原人的标准，希腊化国家可能只不过是一群有着奇怪习俗的“第三世界”。
何况，汉使最重要的出访内容，是考察西域各国的军事能力，以寻找够资格的反匈盟友。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希腊化国家令他们失望。
看看太史公是怎么说的：
“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而兵弱”。
大夏“兵弱，畏战”。
至于曾是大夏一部份的大宛，那就更不堪一击了，汉使们甚至向武帝保证：“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尽虏破宛矣”
应当说，一向大嘴欺世的汉使们，倒未必在这一点上吹牛。
汉代的中国军队，装备早就机弩化，军队的结构已进化到以射击型部队为主体，在作战方式上已具有初步的近代化军队的特征。而希腊化国家的军队，则是希腊与游牧民族相混合的军队，显得那么过时、原始，仍停留在“弓矛骑射”的初级兵种形态。不仅如此，在兵器质量上，汉朝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尤其是坚韧、锋利的钢制兵器简直风靡世界，安息人依仗引进汉朝的兵工技术，占了罗马人很大便宜，普鲁塔克曾称这种钢质刀剑为“木鹿武器”，木鹿在今土库曼的马鲁，因与中国有近水楼台之便而成为一大兵工中心。至于战争的艺术，产生过孙子、孙膑、白起、李牧的汉民族，也没有任何理由在希腊、罗马人面前底气不足。
在这个古老善战的东方农耕民族眼里，西域只有乌孙和大月氏还算能打。尤其是月氏人，在东方属于混不下去的。他们受了匈奴的欺负，先逃到乌浒河一带。不久又遭到乌孙的冲击，乌孙不过三万骑兵，就让控弦十几万人的月氏抵挡不住，被迫再次南迁，向富庶的大夏逃难。可一再如丧家之犬的月氏人，却打得大夏军队找不着北，一个富强的中南亚霸主，被一个遭到淘汰的东方游牧民族轻轻松松“皆臣畜”。月氏引发的一系列反应，是世界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对欧亚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月氏人怎么也想不到，几个世纪后，匈奴人又步了他们后尘，推动了一场更壮观的欧亚大迁徙，从草原到里海，再到到整个欧洲，所有欧洲的主要民族都被卷入了这场多米诺般的大潮，最终结果是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匈奴人之后，又有柔然人、突厥人、马扎尔人。。。。。一次次民族大迁徙，常常由中原对游牧民族的胜利开始，而最终为之受害买单的，却总是西方世界。
遗憾的是，为什么到了近代，东西方世界之间竟会甩开那么巨大的差距呢？应该说，习惯于技术、物质领域的领先地位的汉朝先辈们，恐怕很难了解古怪的希腊人在另一个精神层面已熬游得多么遥远。当汉朝人还在为长生不老、为应付眼前各种世俗的利害关系而烦恼时，希腊人却认认真真的作出结论：人类是生活在一个浑圆的蓝色星球上，并且算出了这个球体的确切长度。当汉朝的博学家们还在为印度的具体位置而错愕时，希腊人已经推算出从地球另一端的西班牙出发，沿着同一纬度向西可以到达印度。就在张骞的父祖们还为西面的未知世界感到迷茫时，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学生已经绘制出人类第一幅世界地图，并且在地图上划下了第一条纬度线。甚至同样是对中亚的军事远征，汉朝派出的经常是一群劳改犯军人，目标就是打仗。而加入亚历山大东征军的，却有西方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工程测绘师、文人学者。他们一路上绘制地图，考查风俗，记录各种资源，搜集了大量关于自然、人文与地质的宝贵资料……
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希腊人，在科学方面的进步却已超过了人类在17世纪以前的任何时期。希腊人曾讥讽罗马人过于讲究实用，认为罗马人没有文化，既便有，也不过是“实业家似的文化”。不知他们去过中国的话，又会有怎样的感慨。黑格尔曾说过，“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两个文明的基因差异，在那时就已在鲜明的预示着未来的不同走向。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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