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成都平原上相继发现的众多古蜀文明遗址，表明了该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特色鲜明的古代文明，它与中原文明及其他地域文明明显不同又相互影响。
“从地域上看，古蜀文明主要分布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西部，有时延伸到三峡内外、云贵高原、汉中等地。从时间上讲，古蜀文明大约从距今四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二千多年前的西汉初期，可以分为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约四千八百年－四千年）、
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遗址二、三期文化，距今约四千年－－三千二百年）、
十二桥文化（金沙遗址等，距今约三千二百年一一二千六百年）、
晚期巴蜀文化（约公元前六百年左右至公元前三百一十六年）、
秦汉文化融合（约公元前三百一十六年至公元前一百年左右）等五个阶段。”
——赵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时间坐标回到年2月9日，成都西郊金沙村一工地在开挖下水道管道沟时发现了大量文物。闻讯赶往现场的考古专家们随后意识到，又一个重大遗址现身了！
在出土的多件精美绝世的珍贵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太阳神鸟”金箔饰品。这是中国早期艺术中——“太阳神鸟的绝唱”。“太阳神鸟”金饰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外廓呈圆形，图案分内外两层，都采用了透空的表现形式。内层图案为等距分布的十二条弧形齿状芒饰，芒饰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外层图案由四只等距分布相同的鸟构成。鸟均作引颈伸腿、展翅飞翔的状态，飞行的方向与内层图案的旋转方向相反。整件文物展示了古蜀先民卓越的手工技巧，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
对金沙遗址出土金器样品进行成分分析,可以确定金器含金量均超过80％，其中“太阳神鸟”饰的含金量达到了94.2％，从造型特别精美和含金量特别高这两点来看，这是一件格外贵重、格外具有文化含义的出土文物。
年8月?“太阳神鸟”金箔图饰被国家文物局看中?当选为中国首个文物保护标志。据国家文物局的解说?“太阳神鸟”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遗产：物质的它只是一枚金箔?传达的却是如金子般闪光的精神。国家文物局的专家认定?“太阳神鸟”图案体现了“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人者天地之心也”?倡导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传递的是以人为本的精神。
考古专家们目前对“太阳神鸟金饰”的专业解释是：旋转的火球是太阳神，围绕着它的四只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太阳神的四个使者，寓意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第二种解释是?旋转的火球是太阳，四只鸟是托付太阳在天上运动的神鸟,该图案展示的是“金乌负日”这一中国古代神话传说。
原始崇拜是一个古老的、复杂的话题，是人类由洪荒向文明迈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各种原始崇拜观念中，最广泛的就是太阳崇拜观念。主要是由于太阳和自然万物的密切关系，对人类的生存繁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先民们自远古以来就对太阳怀着普遍的感恩之情，并由此产生了各种崇拜形式。
德国神学家杰克伯·鲍姆说过:“在上帝的启示里，太阳是所有生命的核心。”太阳在给予人间光明和温暖的同时，也对动植物的生长和古人的生产、生活有重要意义。把太阳当作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天体恰如其分。
埃及人崇拜尼罗河与太阳神，认为太阳神执掌着四季与潮汛，给沿岸居民带来灾难与丰收；
拉（Ra，也拼作Rah、Rē）是古埃及太陽神。从第五王朝（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开始，成为古埃及神話中最重要的神，被看作是白天的太陽。一千多年以來，拉一直是埃及的最高神，直到阿肯那頓（Akhenaten，即阿蒙霍特普四世）的一神教宗教改革，阿頓（即朝日之太陽神，他的形象是一枚日輪）以外的崇拜都受到禁止。
阿波罗则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法力无边，执掌谷物与畜群，他手里的弯弓与竖琴，代表着诗歌、音乐、希望与爱情。
Apollo::GreekGodoftheSunandLight
中国古代则广泛传播着具有浓郁东方特色的十日神话，禾苗枯焦、民不聊生，以及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的故事，这些都是我们熟知的最为显著的例证，无一例外地与农业丰歉相关，反映了农耕部落时代的文化诉求。与西方神话显著不同的是，中国的太阳神话往往与飞鸟崇拜联系在一起。
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右上角，一轮红日，日中有金乌，日下的扶桑树间，还有八个太阳）郑州出土的汉画像石拓片（九尾狐和三足乌）河南南阳唐河针织厂汉墓画像石《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的“太阳皆载于乌”，郭璞注:“中有三足乌。”太阳居住在汤谷边的扶桑树上，由三足乌载着其巡游天空并照耀大地。日本学者石诚彦认为太阳由乌背负的神话是由乌晨来暮去的生活习性带给原始初民的联想;也有学者将《山海经》中“乌背负太阳”的内容解释为黑夜与白昼的更替，乌鸦象征黑夜，太阳表示白昼;从政治角度出发，有人认为这是崇拜太阳的部落吞并了崇拜乌的部落，所以日乌结合，在图腾崇拜领域二者合一。
《山海经释義卷之九海外东经第九》
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飞鸟比扶桑、若木、建木等神树更接近太阳，因此是太阳的使者或伴侣，荣耀的地位与太阳相比翼。
至于为什么在同时期，金乌分有二足也有三足？从考古学角度来看，有这么一种解释，孙机先生从鸟形器的造型角度来解析三足乌的由来。他认为：“及至汉代，将日中的黑子幻化为蹲着的乌鸦之后，遂将这一古老的神话与三足鸟形器的造型结合起来，使得太阳里出现了三足乌”。
国家博物馆藏陶鹰鼎
仰韶文化（公元前-前年）
“象牙祭祀的意蕴”
象是自然界中体形庞大的陆生哺乳动物，自古以来象与人就有比较亲和的关系。加之象牙具有类似于美玉一般的质感和洁白细腻的色泽因而便成了古人心目中的灵物。
商象尊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在各种祭祀活动大为盛行的古蜀时代，获得大量象牙的古代蜀人将之同玉璋之类的礼神之玉一起作为祭献之物，使用于祭祀山川神灵等仪式之中，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多达一千根以上，便充分反映了当时祭祀活动的昌盛，同时也透露了古蜀族对象牙和玉器强烈的崇尚之情。
金沙遗址十号祭祀遗迹玉璋所刻肩扛象牙跪坐人像，应是一幅写实之作，有可能刻画的是蜀王举行祭祀仪式时的跪祭形象，但也有可能不是蜀王跪祭，而是蜀人肩扛象牙前行即搬运象牙的形象刻画。这一类例子在古代近东文明的雕像中常常可以见到。古代蜀人喜欢将象牙与玉璋之类一起用于大型祭祀活动，特别是作为祭祀神山祭献之物，可能是一种特有的习俗。
和金沙遗址空间上邻近、文化面貌相同，属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三星堆遗址也出土了一尊三星堆青铜大立人雕像，它的双脚立于一方形青铜座上，而方形座的中部（座腿）是由四个卷鼻的象头组成的。这个象头座，应与立人手握之物有着密切关联。以此并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分析，当可以再次证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双手所执之物应该是象牙，而不是玉琮。并且可以进一步说明，只有蜀王才有权力执整支象牙进行祭祀。
在这种文化背景中，同时在蜀王作为西南夷地区各部族之长的政治背景中，蜀王手执整支象牙，就意味着他取得了西南夷在文化和政治上的认同，手握了号令西南夷各部族的权力。因此象牙被赋予了西南夷各部族之长的政治与文化内涵，成为号令西南夷各部族权力的象征物。
“用于通神的黄金面具”
面具和其他神像、偶像一样基本上都是人类宗教、巫术观念意识的产物，即是相应意识的物化形式，反映的是人类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基本思维模式。郭净在其《中国面具文化》中说到：“人类最伟大最古老的梦想不是征服自然，而是超越自我。在肉体上的超越，表现为工具的制造和技术的进步；在精神上的超越，表现为宗教的想象和艺术的追求。而假面具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能将这两种超越的方式合而为一，使化装者的灵与肉在瞬间同时变成一种新的形态，跃入一个新的境界。”这些话揭示了面具的性质和功能，它是人类技术工艺发展的结果，又是人类精神的产品、想象的结晶，也是一种在特殊情境下能助人超越当下境界的法器。可以说面具是人类思维、观念以及创造和理想的一种凝聚，于我们的美学阐释是极有意义的物质实体。
金沙遗址的黄金面具（前－前）
威严黄金面具，年发掘出土，是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发现的，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重量最重的黄金面具，可能是某件青铜或木制人面像的附着物。它宽19.5厘米，高11厘米，厚0.02-0.04厘米，重46克，相当于人脸大小。它阔脸宽耳，细口高鼻，粗眉大眼，尤其是眼睛轮廓突出，呈倾斜的倒三角，眼眶很深似有厚厚的眼袋，有鼻孔和耳洞。面具系手工捶揲成型，眼嘴镂空，整体呈方形结构，线条简洁，凹凸有致，设计对称，呈现出威严、肃穆的气质。这件面具的风格类似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像的造型风格，威武有神，极具震慑力，带给人一种复杂的审美情感。
对比三星堆2号“祭祀坑”的青铜面具
对比同时期的
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前－前）
面具表面光亮，内壁粗糙，疑似在专门制作的模具上或者直接在需要装饰的青铜人头像上反复捶揲，然后镂空，最后进行抛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制作而成。
黄金的材质奠定了它们基本的质感，光洁尊贵、拒人千里、熠熠生辉，即便是几千年的考验也丝毫没有抹煞它们“久埋不生衣，百炼不轻”的品质。捶揲，这种朴素的工艺使它们产生了质朴的厚重感，在制作过程中，制作者不仅小心翼翼地捶揲出轮廓，使棱角细节在材质上凸显，同时也将他们的虔诚、寄望、敬畏等复杂的情感和对美的追求一起随一锤一揲铸进面具中。
从外形上看，面具不能舀水盛饭，也不能切菜割肉，不像是日常生活的用具。可是它又如此广泛的存在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当中，它肯定是具有一定用途的，只是它的用途超越了罐、壶、碗等器具的日常生活范畴，而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
可见它们是一种特殊的宗教和巫术文化的产物。它们不同于日常生活用品，更不同于我们现代所谓仅仅是一种装饰、一种道具或者一种比喻的“面具”，而是祭仪活动中祭司或巫师的必要法器之一，是被神圣化了的，超越了世俗器物，被视为具有生命的和具有神秘力量的圣物。
面具的产生和内涵还要从古人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去探寻，只有把它们还原到古人的思维和观念当中，我们才能基本了解它们。一种普遍的认识是这样的：在原始人那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宇宙、自然界、动物、植物、人体各部分，都具有某种神秘的属性，这种神秘性是由某种神秘力量支配的。看得见的世界与看不见的世界是统一的，看得见的世界因素取决于看不见世界的神秘力量。
原始人从尝试解释有关人生命的两个谜案（即生死与梦境）中理性推理出一种可以离开肉体而存在的灵魂观念。同时出于对灵魂的信仰，原始人也把灵魂赋予了动物、植物以及非生物，即他所谓的“万物有灵”。
图坦卡蒙的黄金宝座（前－前）
这些神秘力量和超自然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最终命运，它们有时会发挥出好的，对人有利的一面；有时又会发挥出坏的，对人不利的一面。人们希望能维持它好的效能，避它坏的效能，于是发明出宗教和巫术来处理、应付它，这也是人类的一种生之道。有人认为宗教的态度主要是对它表示出敬畏和拜倒；巫术则在于对它控制和利用。但无论采取的是宗教的还是巫术的态度，人们都需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活动来表达，最常见的就是祭仪。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
为了祭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祭司或巫师的各种法器道具是必不可少的，而面具就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了。由此可见，面具虽然作为人造俗物，但它们的用途并不属于世俗世界，因为与莫可名状又令人敬畏的超自然神力相关联，而成为人格神或神灵的柄息地或某种特殊身份的象征，又通过一定的祭仪由祭司或巫师引导发挥其内在的神力，最终形成一种接受人们祭祀、倾听人们诉说和实现人们期望的幻想。
中村保雄（日本传统面具-能面的研究学者）为假面具做的解释：“所谓假面具，它是一种内蓄超自然的神灵之力，以其外在的威严之势为人们祈祷福址并驱散恶灵的道具。”
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把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不同层次以及不同层次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一个重大观念，古代许多祭仪、宗教思想和行为就是进行不同层次的沟通，而巫、觋就是进行沟通的中介。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的文明。巫师的身份相当于萨满，是巫医、术士，又是送魂者，主持祭仪又沟通另一个世界。然而，巫师沟通上下、神人不仅是一种通灵活动，更应被视为一段超凡入圣的旅程。面具则是神灵等神秘力量进行直接接触的工具，人们按信仰创造了它们，显示为一种有生命的实体，相信它们能达到巫术的交感效应，所以将其运用到祭仪中作为巫师的法器之一，帮助巫师超凡入圣。戴上面具，掩盖巫师的个性、世俗角色而显示其神性、圣神角色。使他们成为能够在生命的无限可能之间从容游荡的灵魂。面具会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隔断巫师与世俗世界的感官交流，有助于其很快进入迷糊状态；另一方面让旁观者产生巫师与神灵合体的幻觉。对于每件具体的面具而言，它们的身份可能是象征不同的神灵或者某种神力。
（巫觋(音xí)宗教又称巫教、巫觋教等等，是一类涉及到诊断、治疗与引发疾病等能力的传统信仰及实践，是原始宗教的一个子类。）面具和太阳神鸟金箔都是祭仪用器，它们包含着宗教、巫术的目的，为了祭祀祖先，为了沟通神灵，为了驱鬼除疫，为了求福纳吉……最终都是希求落实到现实实际的生活。为了祭仪能产生积极的实际效能古蜀人利用了黄金，它的材质美满足了古蜀人对永恒与不朽的追求；它的工艺美成全了宗教感情的表现。当古蜀人把黄金运用到极致的时候，黄金制品恢复了人神之间原本的相通的桥梁。他们相信被赋予了自己感情、观念、技巧的黄金制品，在打动自己的同时也一定会被神欣赏，达到人神沟通的目的。
创世纪（局部）来源：观心舍古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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