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随着“百年海禁”政策的取消、与海外通商联系的恢复，以及大批西方传教士的入华，最终促成了这一时期作为“外来文化”之一的小提琴艺术在中国孕育与成长的基本外部条件。
从小提琴进入我国的具体时间来看，结合相关史料可以追溯到年，但是，从对宫廷生活的实际影响来看，与键盘乐器相比，在清宫廷中传播的小提琴艺术处于更高的层次。这一方面得益于小提琴自身便于携带、音色优美、表演形式多样的乐器性能，使其频繁地以独奏、小合奏以及乐队大合奏等多种姿态流转于宫廷中；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清王朝统治者对小提琴艺术的喜爱与推崇。康熙、乾隆时期，宫廷中的小提琴音乐活动成为中国小提琴艺术孕育阶段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康熙时期
满清初年，源于恢复社会生产的需求，清统治者在科学技术方面着力引进人才，西方传教士首当其冲地成为清宫廷内的座上宾。他们在带来天文、历法、数学、机械等科学技术的同时，也推动了西洋音乐文化在华夏大地上的最初传播。
清·康熙皇帝最早有关小提琴传入中国宫廷的记载，见于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Bouvet)所著的《清康乾两帝与天主教传教士史》，在该书第七章《传教士列传》中，作者谈及传教士徐日异(PereiraThomas-)时提到：
“第一次朝见康熙皇帝时，就当场用小提琴演奏了一首中国民谣。当时康熙皇帝对于徐日异的音乐天才赞赏不已。因为康熙帝认为，徐日异从来没到过中国，现在竟能把中国民谣演奏出来，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依据这段记载以及现有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推断：就是在年，中国宫廷里第一次响起小提琴悠扬的乐声；而最早把小提琴带到中国并第一次奏响的人应该就是这位传教士—徐日异，在中国大地上首次亮相的演奏形式则是小提琴独奏。其后，小提琴艺术的身影便频繁地穿梭于宫廷的音乐活动中。
康熙二十五年()，耶稣会士文森特·帕斯(VincentPaats)率领荷兰使团进京。使团中有两位西洋音乐家后来留在了北京，同耶稣会士们住在一起。其中一位是擅弹竖琴的爪哇人安索里基(AnthonijJ)，另一位是擅长小提琴的德国军士弗兰斯·弗勒廷格(FransFlettinger)。8月3日，乾隆皇帝正式接见了这支荷兰使团，并很高兴地聆听了代表团中上述两名音乐家演奏的小提琴和竖琴。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南巡至江苏镇江时，接见了“中国钦差”白晋引荐来的9名外国传教士，其中颜理伯(PhilibertusGeneix)和南光国(LudovicusPernon)两人通晓音乐。而且南光国擅长提琴与吹笛，并能制造乐器。诸位传教士登船后，康熙皇帝聆听了他们演奏的西乐。方豪在《中西交通史》第八章引用法国人FrancoisFroger所著的《法国人初次来华记》中记载：
“十二日上述九教士奉命登御舰，与帝共坐一舱，约历二小时半，帝询各人特长，并聆伊等演奏西乐；帝于西乐规律颇表惊奇，乃有意以西乐改善中国旧有音乐。…十三日傍晚，帝又命登舰，再听西乐，并提出奇异问题质询”。
而有关小提琴在中国最早的合奏表演的明确史料记载，则见于法国人伯希和（PaulPelliot)所著的《LePremiervoyagede“Amphitrite”》，书中记载了康熙宫中一次西洋乐队的演出逸事：
“帝既回京，六月二十一日，京中教士之能奏乐者，由徐日升率领，进入宫中，在御前演奏。Lagrange记曰：一中国人名王老爷(Vanlaoye)，从宫中来，谓吾教士已自广东自京，遂请皇上赐聆一次合奏。当时教士中有能吹(flutedouce)笛者，有奏风琴者，有奏古五弦大提琴者，有奏小提琴者，有吹巴松(bassoon)者，并不协调，甫开始，皇上即以手掩耳，厉声曰：罢了!罢了!(paleao，paleao)诸神父即各自回其所属教堂。”
影视剧照·清宫西洋乐队在这次的康熙御前献艺中，出现了弦乐器(小提琴、低音提琴、木管乐器(笛、巴松)与键盘乐器(风琴)的小型西洋乐器合奏表演，虽然最终因合作欠佳而遭“罢听”，小提琴艺术还是第一次以西式器乐合奏的方式来到了中国宫廷音乐生活中。此后，这种小型乐队组合的音乐表演配合得越来越默契，从而不辱使命地获得了康熙皇帝的多番临幸。
二、乾隆时期
在康熙皇朝之后的雍正、乾隆年间(-年)，欧美列强在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积累中，凯觑东方这片沃土的野心也日渐显露，清朝皇室在这股强大的外来压力作用下，重新恢复了排外与闭关锁国的前朝政策，对内“禁教”(禁天主教)、对外“禁海”。在清朝“两禁”政策下，以西方宗教为媒介的小提琴音乐活动在中国宫廷也一度跌入低谷。然而，“一朝天子一朝景”，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任何事或人的兴衰荣辱皆系于皇帝一人之好恶。弘历执政期间，其刻意效仿祖父—康熙的好乐之为，并好大喜功地以其大手笔的风范在宫中展演了一出出精彩纷呈的西洋景。
影视剧照·乾隆手持小提琴乾隆六年()，在编撰《律吕正义·后编》的过程中，乾隆皇帝委派刑部大臣张照查访熟谙西洋音乐的传教士情况，以备日后利用这些西洋人组织一个演奏班子。同年十一月初二日，张照以这样一份奏折复命：
“臣问得西洋人在京师明于乐律者三人，一名德理格，康熙四十九年来京；一名魏继晋，乾隆四年来京；一名鲁仲贤，今年十月内新到……。但德理格能以彼处乐器作中国之曲，魏鲁二人倚声和之立成，可知其理之同也”。
张照在这份奏折中提到的意大利传教士德里格(PedriniTheodoricus，-)是一位熟识多种乐器，并略谙小提琴的音乐家。康熙年间，曾在宫中教皇三子、十五子、十六子弹奏西洋乐器。后担任《律吕正义》的主要撰写工作。在乾隆时期，德里格还创作了12首小提琴曲，又称之为《小提琴奏鸣曲集》，其意大利文抄本现存于北京图书馆，这应是中国现今留存的最早的小提琴音乐曲谱。关于这部作品，陶亚兵认为：“是18世纪初期的附有伴奏谱的小提琴奏鸣曲集。……在音乐写作方面浓重的复调风格也是与这一时期欧洲音乐相吻合…”。在当时，创作这样一部欧洲古典风格的音乐作品到底源于何目的呢?现在尚无法考证。就德里格作为资深宫廷乐师教授皇子习琴这一情况来看，若说这些奏鸣曲或用作各位皇子乐器演奏的学习教材，也未尝不可。不论这部作品的创作缘由如何，以及是否有经历宫廷演奏的实践检验，它都是西方小提琴音乐传入中国之考证中最为重要的确切依据。而这部小提琴奏鸣曲的存世，也使德里格这位西方谴华会士，成为中国小提琴艺术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之一。
据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记清档》史料显示：乾隆六年至十五年(-)期间，乾隆宫廷内有类似组建小型西洋乐队的记录。例如：乾隆七年，
“太监高玉等交琵琶一件、弦子六件、小拉琴十件、长拉琴一件、西洋箫大小八件，…着西洋人认看，收拾得时即在陆花楼教小太监。钦此。”
其中提到的小拉琴、长拉琴大概就是现行乐器名称中的小提琴与大提琴。而记载的小提琴数量之多、所用乐器之丰富，足以达到配置一个室内管弦乐队的规模。
乾隆四十三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在乾隆宫廷上演了按皮钦尼(Piccinni，N.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的喜歌剧《切奇娜》，与位于西半球的欧洲几乎同一时期搬演。这部歌剧的演出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并特命特别组织一支乐队配合歌剧的演出。在方豪《中西交通史》第八章曾记有一段史料：
“复有若干意大利耶稣会士，曾以著名滑稽歌剧教人演出，颇为高宗所欣赏，特命组织乐队，专演此剧；并特建一院，形似舞台，绘剧中各幕景状，俘同时可以耳聆目赏”。
看来此剧很得乾隆皇帝的喜好，既令组织乐队，又命独设一隅专造布景以配合表演，如此自上而下的贯彻，必然造成不小的演出规模，可想而知，作为这样一部歌剧的伴奏，至少得有具备一定演奏水平的管弦乐队来担当。假使这支歌剧乐队与前述《清档》记载的宫廷乐队有着某种关联，那么历经30余年的组建与磨练，想必胜任此伴奏之责当绰绰有余了；即便是二支乐队实无太大联系，也足见乾隆年间宫中西洋乐队之盛景。
总体来看，由康熙到乾隆的百余年间，在康乾两帝的推崇与支持下，进入宫廷的徐日异、南光国、德里格、魏继晋、格拉蒙特等人，以宫廷乐师的身份把西方小提琴艺术带到了中国宫廷日常生活中，从而在长期的音乐传播与教学中，逐步地完成了将小提琴从独奏表演提升到乐队合奏的实践，使一大批皇室子弟及宫中妃殡、太监在接触、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对小提琴艺术的感性认识，为日后社会性的小提琴音乐启蒙以及中西音乐的融会贯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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