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传入我国的弹拨类乐器中，五弦琵琶、弓形箜篌是西亚的琉特、竖琴在进入印度后所孕育出的新品种。前者在东传我国的过程中，与四弦琵琶形成以天山为分界，在南、北两麓呈现相对分明的传播轨迹与发展态势。后者究竟与凤首箜篌有何关联?历史上所记载的印度“凤首箜篌”是否传入我国?笔者将从文化互渐的角度，对这两件乐器的源流及形态做进一步考释，并对“凤首箜篌”这件乐器提出自己的见解。
1，五弦琵琶
关于五弦琵琶的起源，学界尚存分歧，主要有“印度说”、“龟兹说”两种观点。持“印度说”观点的林谦三、岸边成雄、赵维平、韩淑德等学者认为五弦琵琶形成于印度，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西域，后至中原。持“龟兹说”观点的牛龙菲、周菁葆等学者则认为五弦琵琶是龟兹当地创制的品种。以下，笔者就学者们反复探讨的来源问题入手，通过乐器的考据，揭示五弦琵琶在丝绸之路上的发展与流变。
据《旧唐书·音乐志》载：“……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五弦琵琶并非中国固有的乐器。公元二世纪后半叶，阿马拉维提的一幅浮雕《脱胎画雕像》“成为其源于印度的重要图像证据。五弦琵琶的音箱较窄，呈棒状，五个琴轸上三下二式分布，演奏时横抱，并与相邻的横笛形成印度系的乐器组合。
在五弦琵琶东传我国的路径中，天山北麓的龟兹作为当时西域佛教文化的中心，克孜尔、库木吐拉、森木赛姆等龟兹石窟群中留下了大量的五弦琵琶图像。仅克孜尔石窟就多达50例，数量仅次于弓形箜篌。公元三世纪末，第38窟左、右两壁天宫伎乐中出现的数例五弦琵琶是我国目前龟兹石窟中可见较早的乐器图像。
五弦琵琶音箱棒状，颈部有残损，仅见四轸，横抱。其形制及演奏方式与印度浮雕中的五弦琵琶十分接近。由此可见，五弦琵琶在北魏时期已随佛教传入至我国的龟兹地区，并且广泛盛行。
此类形制的龟兹五弦琵琶在公元七世纪克孜尔第8窟的伎乐天人图中得以明确显现。天人横抱一五弦琵琶，左手执琴颈，右手拨弦。琴首呈锐状，五个琴轸，上三下二。与此同时，印度的五弦直项琵琶也始终以此形态贯穿贯穿出现在阿旃陀、埃洛拉等石窟中。通过以下两幅五弦图像的对比可见，无论是乐器的形态、结构比例、还是演奏方式几乎如出一辙。由此可判定，两者属于同源乐器。在此之后，五弦琵琶进一步向我国甘肃及中原地区传播。
这一时期，敦煌、云冈石窟中的乐器图像，以及《通典》、《旧唐书》等文献中关于“五弦”的史料记载都反映出五弦琵琶在南北朝进入我国之后日趋活跃的发展态势。以敦煌北周第窟为例，龛楣处的两位化生乐伎分别演奏横笛与五弦。此类乐器组合形态、乐器形制，以及用拨弹奏的演奏方式都与印度浮雕中的五弦图像一脉相承。
隋唐时期，随着宫廷燕乐体制的建立，五弦被纳入多部乐的乐队编制。尤其至初唐，十部乐中八部皆用五弦，使用数量达到历史的顶峰。对此，壁画中也有呼应性的体现。五弦琵琶不用于独立及小规模的乐队，主要出现于唐代大型经变乐队，并且常与四弦琵琶形成弹拨组合并置于乐队中，如晚唐敦煌第85窟连续排列的两身乐伎组合。
五弦琵琶，作为波斯四弦琉特在东渐过程中于印度地区新生的乐器品种，虽与四弦琵琶同源，但两者的流传路径与发展态势却截然不同。在五弦琵琶的发展流向中：西亚→印度→龟兹→中原，印度、龟兹段是其发展的中心。
其棒状的形态甚至对当时的四弦琵琶产生影响。无论从乐器的组合方式，还是出现的洞窟中均可见其印度的属性。在四弦琵琶的发展流向中：西亚→于阗→中原，于阗段是其流传的关键，在逐步定型后传至中原。较于四弦琵琶在我国的主流地位，五弦琵琶的发展较为迟缓。乐器构造与音色的相近，使其在宋代以后逐渐被取代，并未得到进一步延续。
2，凤首箜篌
关于凤首箜篌，学界对其概念及形制历来争议颇多。究竟它与我国龟兹地区的弓形箜篌有何关联?其称谓与形制是否契合?面对这些问题学界众说纷纭，至今尚未形成定论。基于上述研究现状，笔者将从历史文献和乐器图像入手，对凤首箜篌的形制、概念及其发展、流变进行考解，以期解答以上这些疑问。
“凤首箜篌”的名称最早见于北魏成书的《十六国春秋》，据文献记载可知，凤首箜篌传入我国的时间是在前凉时期(公元-年)。关于它的形制，若从名称来解读，即指以凤首装饰的一种箜篌。然而，在这一时期印度、新疆等地的石窟中始终未出现“凤首”箜篌，但却涌现了大量的弓形箜篌。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印度西孟加拉邦的浮雕中，就出现了一例弓形竖琴。
该琴首部弯曲，琴杆细长，与音箱相连，缚弦四根。演奏时左手持琴，右手拨弦。之后，这种形制的弓形竖琴东渐我国，在龟兹地区迅速发展，形成弓形箜篌，最早出现在公元四世纪左右。在克孜尔第47窟中，一身伎乐手持弓形箜篌。该乐器音箱呈弧形，琴杆细长，首部弯曲。琴杆中部与音箱下部之间缚弦三根。演奏时右臂挟琴，右手拨弦，左手握琴杆。从乐器的形制、演奏方式可判断，它与印度的弓形竖琴属于同源乐器。
在此之后，这种形制的弓形箜篌在龟兹石窟群中大量显现，仅克孜尔石窟就有51例，是壁画中绘制最多的一类乐器。其形制在时代的变迁中发生着细微的变化。音箱扩大，张弦增多，琴杆渐粗。并且，出现双手拨奏的形式。
例如，公元六世纪克孜尔第69窟中的一例弓形箜篌图。其音箱略大，琴体的弯曲弧度增大，琴杆较粗。音箱上绘有六根弦，双手拨弦。对于这种双手拨奏的形式，林谦三在《东亚乐器考》中指出：“这种新奏法当是从西亚系的竖箜篌奏法里采取来的。”“在同时期印度Mahadeva浮雕中，演奏弓形竖琴的伎乐右手托琴颈，左手拨弦。乐器的形制及演奏方式仍为传统的样式。
由此表明，源于印度的弓形竖琴在进入我国龟兹地区之后，其形制及奏法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尽管如此，综观唐代以前的弓形箜篌图像，无论在印度，还是我国的西域，始终未见“凤首”的踪迹。换言之，《隋书·音乐志》中冠以“凤首”之名的箜篌在此时并未出现。
作为乐器首部的一种装饰，“凤首”的出现始于中唐时期。在榆林第15窟中，飞天所持弓形乐器琴颈较长，上端饰有凤首。无轸，共鸣箱呈梨形，面板上有缚手和捍拨。横抱、拨弦的演奏方式近似琵琶。此类凤首装饰的乐器在敦煌晚唐第85窟、第窟、宋第窟中都有所显现。并且，在形制上呈现固定式样。即琴颈细长，弯曲，首部绘有凤饰。共鸣箱与琵琶接近，面板上有凤眼、捍拨、缚手。无轸、无弦或独弦。从乐器构造来看，是箜篌与琵琶的结合。
学界对此有“凤首弯琴”、“弯头琵琶”、“弯颈琴”等多种称谓。然而，由于这类按指板弯曲，无弦的乐器并不符合发音原理，加之历史文献也未有对应的记载。因此，郑汝中、高德祥等学者都对这件乐器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这种弯颈琴是画家的一种构思，想象中的乐器，因为它根本不具备弦乐器的发音构造条件。”显然，这类虽有“凤首”，但非箜篌的乐器实际上并不真实存在。
到了公元十世纪，在柏孜克里克第48窟五髻乾闼婆奏乐图中出现一件龙首箜篌。作为新疆石窟壁画中唯一一例带有饰首的弓形箜篌。琴杆上端的“龙首”装饰清晰可见。琴杆与音箱相连，上有弦轸十个。演奏时左手托琴颈，右手弹拨。其形制、奏法与印度的弓形竖琴一脉相承，是饰有“龙首”的弓形箜篌。通过对于以上乐器图像的分析，可将这些箜篌归纳为：弓形箜篌、龙首箜篌、凤首弯琴(琵琶)三种形态。文献中的“凤首箜篌”由始至终并未出现。
那么，对于这件不存在于图像中的乐器，历史文献中又是如何记载的呢?关于它的形制，由鉴于史料记载与乐器图像的种种不符，笔者以为，在《隋书·音乐志》中所记载的“凤首箜篌”，可能是指“凤形箜篌”，即从印度传入新疆地区的弓形箜篌。当然，若要确认此观点，还须等新史料的发现。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文献记载源于印度的“凤首箜篌”并未真正进入我国，以“凤首”装饰的箜篌是后人对其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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