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虎门，由于英国商人们没有从广州返回，“最好的做法是尽我们所能地报复中国人，让他们的高层听到抱怨，这样一来他们就会知道，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扣留了我们的商人和公司的资产”。
英国人在此待了好几天，他们只做了两件事一抢劫路过的帆船或洗劫村庄，以便搜刮牲畜和供给。他们还烧毁了一个村庄；在另一个村庄里，他们又屠杀了几个中国人。最后，连亚娘鞋的炮台都被他们炸毁了。
他希望自己的同胞能被释放，但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使这一希望落空。且他们再次受到了黑人奴隶的影响，这些黑奴警告他们说，为对付他们，中国人正在集结一大支舰队。如果他们还想继续待下去，就必须退回到附近的外海。英国人听从了这个建议，退出了珠江口，将船驶至了伶仃岛。
然后在这一过程中，威德尔有了另外一个主意。现在正是换季的时候。等到秋风刮起来时，日本船队便会返回澳门。将船队停泊在其能够到达的最远指挥距离，威德尔再一次向澳门兵头写信，将这一切归咎于他，并要求他释放所有商人，将扣押的货物归还，并且赔偿这次航行的损失。这封信以夸张的言辞结尾，其中包含有一个暗示：澳门的行动可能会导致大不列颠和西班牙间和平的破裂。
这封信导致的结果有着典型的葡萄牙风格。多明我没有给出很长的回复，他仅仅写了一张确认收到来函的便条，然后加上：“根据阁下所言，您收到的针对我们的消息，恐怕与事实不符。我们已经要求把您的船只从马六甲带来的耶稣会神父巴托洛梅·雷波雷多（BartolomeudeReboredo)，也就是您十分要好的朋友，以友好的方式拜访您以便告知事情的真相，如果您对此满意，我们将不胜荣幸。”
威德尔大吃一惊。他无法恐吓或痛骂雷波雷多神父这位学识渊博的前乘客，只能听其逐一回复他之前在信里提出的问题，听其解释事情的真相。最后，神父温和地告诉他，如果想要英国商人获释，就只能依靠葡萄牙人的影响力来促成此事，因为中国人是不会理睬来自其他国家的外国人的。
威德尔没有被神父的解释说服，对他来说没有一句话是有多少道理的。然而，他还是从神父的话中体会到，如果想活着再次见到自己的手下，就必须听从这些警告。他极为艰难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写了一封言辞谦卑的回信。在信中，他乞求兵头原谅他作为外国人的无知，并请求他“尊敬的阁下”能够代表英国人帮他款待中国人。他还要求兵头允许他在澳门做一些生意，以“作为这次航行巨大开支的补偿”。
雷波雷多神父返回了澳门。第二天，威德尔被邀请到岸上签署一份贸易协定。而这位英国船长的回复是，除非有两位高贵的葡萄牙人事先充当人质，否则他不愿离开自己的船队。作为回应，兵头简单地派出另外一个代表前去重复他的邀请。于是，威德尔带着强烈的不安之情前往澳门，然后发现当地为他组织了一个市民招待会。
鸣放礼炮后，主要的市民都来到码头迎接他，并为他举行了宴会。在餐桌上，他就着“竖琴和吉他的优美乐声”，用银质的器皿进餐，还用银质高脚杯饮用来自葡萄牙的红酒。在接下来三天不到的时间里，葡萄牙代表团起身前往广州，尝试解救英国商人；而此刻，彼德·芒迪则在岸边一所小出租屋里进行着“有限的交易”。
广州的英国人在得到代表团的援救之前，就早已经在他们的总兵朋友的帮助下获得了自由，还做了几笔利润丰厚的生意。看起来似乎只要让英国人完成交易他们就会立即离去，海道副使就会识时务地睁只眼闭只眼，总兵就能大赚一笔。但海道副使明显有了另外的主意，因为在下一年，他向澳门征收了这个城市在历史上被处以的最高罚款。
葡萄牙人的救援团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们夹在对海道副使的恐惧与他们的兵头和议事会的期待之间。直到英人完成交易，驾驶着他们满载货物的帆船驶离珠江，救援团才能够开始为其提供“保护”。葡萄牙人驾船驶近英国人，等待着他们离开广州城。葡萄牙人用中文大声向英国人的帆船发出威胁，吓得英国船员只好降下船帆，让葡萄牙人的船队拖带着他们顺流而下。
因此，就算葡萄牙人没能按预期完成任务，表面上看却并非如此。在一大群满脸骄傲的葡萄牙围观者的注视中，英国人跟着他们的解救者开进了澳门港口，这令威德尔感到十分欣慰。当威德尔及其手下看清越来越近的三位愁眉苦脸的英国同胞时，他们才隐约察觉事情的真相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
但是，就算在从罗宾逊一行口中得知此次任务圆满成功后，威德尔也没有动摇自己的决心，那就是完成船队现在可以做的生意，然后离开。耶稣会士为他重新翻译了那封被李叶荣不实翻译的文书。信里命他们离开这个国家的强硬要求、李叶荣的承诺、总兵的协助以及葡萄牙人不断抱怨的态度使威德尔认识到，他对中国的了解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根据中国官员的命令，他签署了一份正式投降书，表示他和他的手下违背了中国的法律，如若再犯便甘愿接受中国人和澳门城给予的处罚。相比威德尔对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做出的伤害而言，这种待遇已经是很仁慈的惩罚了（葡萄牙人还为此支付了一笔赔偿金）；在威德尔自己看来，这却是一次公开的羞辱。尤其当他不得不按照各种礼节，将投降书恭恭敬敬地上交给负责的中国官员时，这种感觉更是无以复加。中国的官员还是坐着两个人抬着的轿子前来澳门的，他身边不仅撑着遮阳伞，还伴有刺耳的音乐和旗帜。
和许多脾气暴躁的人一样，威德尔只能垂头丧气，像被扔到水里的火。他尝够了这些，变得既恼怒又焦躁，只想做完生意立马走人。但这次航行的苦难还远未结束。11月，前往日本的船队在阴沉悲伤的氛围中回到澳门，带来了大量葡萄牙难民，他们都是从日本正值高潮的基督教迫害运动中逃出来的。许多难民跑到威德尔跟前，恳请他带着他们西去。他们的乞求实在是令人同情，以至于威德尔竟违背兵头的意愿，同意让一部分人上船。
大约一天之后，彼德·芒迪来前去拜访兵头的住处。然而他还没来得及登上台阶，气急败坏地冲了出来，用粗俗的语言朝着他大声咆哮，质问他以为自己是在哪，是在伦敦还是在西班牙国王管辖下的土地上。也许是太过气愤，多明我甚至都没来得及解释生气的理由，就命令芒迪立刻离开澳门，如果第二天一早这里还有一个英国人在，他就会直接把其绞死。随即他就返回了兵头官邸，只留下芒迪哑口无言地愣在台阶上。
当天晚上，芒迪用来开展贸易的小屋就被一群兵头的护卫包围了。他们带着照明物，还配有武器。很明显，他们被命令将英国人赶回船队。芒迪和他的同伴们只好低下头，他告诉这些突袭者，他们只计划再多待两天，清算完所有的债务，然后就会离开。护卫们相信了他的话，于是他们撤离了。
两天后，也就是12月27日（这恰好也是他们抵达澳门的六个月后），英国船队起航离开了，用彼德·芒迪的话说，他们“被这个城市和国家，甚至可以说是在刀枪相逼之下”驱逐了。
结语
这次航行并不成功，许多钱在他们离开的时候还没来得及投资，且更大的灾难正等着他们。随着威德尔的主动性和船队的自信心不断滑落，船队陷人了个人冲突和内斗之中。彼德·芒迪在中转两次之后抵达了英国的多佛（Dover)。他是为数不多的成功返航者。船队在北苏门答腊地区的亚齐（Achin)解散了，随后一切都没有了。罗宾逊最后死在了马达加斯加岛。人们最后一次听到约翰·威德尔与蒙太尼兄弟的消息时他们在南印度的坎纳诺尔（Cannanore)。他们的船队再也没能返回英格兰。人们推测这些船只连同其船员可能在阿拉伯海的某处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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