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政邦藏书架的第篇文章
文丨龚鹏程（山东大学文学院专任讲席教授）
世上的书亿亿万，值得读的其实没多少，至于说能对世道人心有所补益、影响良善，那就更难。本书允为其一。
书从《诗经》讲到明清传奇，试图重新建立中国的文脉。
近些年，社会最大的进步，是体会到并承认中国文脉已断，不再日饮狂泉而不自知。所以能发觉目前之茫乱无章、粗鄙无文即由于文脉已断；又因颇为乱象所困，故深感有整治恢复之需。
然而，恢复已断的文脉虽已是社会共识，积重却还难返，当年斩断文脉之因素和主张仍然盘踞要津。而那原初的文脉，既已断了或淡了，现在人意识中自然也就没有或模糊了，还要怎么恢复？
这都是横梗在眼前的问题，事实上也就是徐晋如《國文課》这本书写作的契机。故此书既必是传世之作，也是当机之作。
与他这本书对应的，是另一本“经典之作”，影响了一百年的胡适《白话文学史》。
此书之所以是现代经典，在于它逆转了文学的概念、颠倒了文学的论述，替中国文学另造了一个身世。
中国文学，《昭明文选》早就说得清清楚楚：“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口语之美，跟文笔是两回事，所以《文选》不选。文学，顾名思义，即是文字构成的艺术。
胡适却来个大颠倒，不但口语被拉入文学阵营中，且要说它才是文学史之主流。与此配合的，尚有一个“民间出身论”，谓文学皆起于民间之口语或歌谣，其后才渐被文人学去了，予以加工。但一加工，就成了仿品或次品，而僵化而死亡。
他们的道理千千万，而且已讲了一百年，不必我再覆述。但我就问一句：若如其说，何不径称为“语学”或“言学”“说话术”而偏要称为文学？
语学、言学、说话术等等，不是我的杜撰，西方所谓“修词学”指的就是这个。柏拉图说是“用语言讨好听众的雕虫小技”，亚里士多德说是劝说之手段。从法庭攻防、市政辩论到悲剧演出，都仰赖此术，而以悲剧为尤要。
史诗、悲剧、喜剧、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乐和竖琴等各种摹仿的艺术中，亚里士多德最重视悲剧。悲剧虽有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和歌曲等六元素，但以语言为最要。甚至悲剧本身就是语言构成的艺术：“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言词。”
所以，由语言构成艺术，总名为“语学”或“言学”是没问题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原来含义也即是如此。当年翻译引进此书时，采用的是《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才把语学翻译成诗学。结果反而常引起困扰，因为悲剧、史诗等等跟中国人讲的诗，实是两回事。
西方后来之所谓文学，乃是将史诗、悲剧、喜剧、酒神颂等等语言艺术用拼音符号记录下来。因言语随风而逝，需要记录下来才能流传。
然而这就是文学吗?《昭明文选》早有答案：言语之美，也很不少，可是“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跟文字艺术终是两途。
照这么说来，西方就没有文学啦？
然也！
西方只有拼音符号，没有文字。其拼音符号只是日本的平假名、片假名，韩国训民正音，我国注音符号、汉语拼音之类东西，可以记录语言，达成部分类似文字的功能，但它最多只是“假名”不是“真文”。真文以及真正的文字系统是中国独有的。——所以西方没有文学，就如他们不可能有书法艺术那样。
艺术都是依其文化本性来创造的，民族里没有的，就造不出来。我们谈论一切，都不能忘了这个常识，鱼不羡慕鸟，鸟也勿追随着鱼。
例如中国没有暗箱式思维模型，自然发明不出照相术、透视法之绘画、电影，也不会有光影艺术、彩绘玻璃。同样，西方也只能有罗兰巴特说的“字母艺术”，而无书法。
文学，中国以诗赋为代表，西方绝对没有赋这样的文体，也不能有对联、律诗，因为这些格律不来自音乐和语言，乃是文字的构造。
可惜，《白话文学史》和白话文学运动以来，常识没人管。鱼老是羡慕着鸟、学习着鸟，或要以语言代文字(白话文运动已有林纾“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之评，后来更逐步走上行拼音、废汉字的路子)，或哀叹为啥没有翅膀(为什么中国没有史诗、没有悲剧……)。这样，文脉焉得不断？
中国历来不是没有语言艺术及其传统，但只是旁支，且最后被併进文字艺术，跟西方完全两样。
从世界其他文明说，人类用以传情达意的媒介与符号，都是先有图像、声音、语言，然后才有记录声音语言的符号。大多数民族（我国也有几十个）则根本还没来得及发展出这种符号。
中国不然，文字是独立的符号系统，跟语言有关却不附属于语言，性质不在于记录语言。其起源，说得早，是伏羲画卦、一划开天，或元始真文，创生天地。不但比声音、图画、语言更早，也更根本。声音、图画、语言等其他符号绝对无此地位——近时法国的德里达解构西方文化，认为整个西方乃是言语中心主义（又称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故应建立文字学。其对照系统，正是中国——说得晚，也是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而仓颉被称为史皇，各地都有拜他的庙。
由文字到文学，中国的文学源头是《诗》《书》。书当然由文字书写而成，即使是盘庚迁殷之辞、牧野誓师之语，也都是文告，而非传语，故亦成为后世文章写作之典范。南朝裴子野、北朝苏绰都有学《大诰》之议；就是韩愈，也要“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
诗呢？《白话文学史》已降，都像发现了宝一样，努力说它是民间歌谣。这在西方人看来，当然是无疑的，荷马史诗也是这样民间传唱，后来才录成文本。所以西方汉学界以口传文学理论来研究《诗经》，从葛兰言（MarcelGranet-）到王靖献、宇文所安，早已蔚为传统。中西一唱一和，说得跟真的一样。
可是《诗经》有雅有颂，一是宗庙祭祀、一是朝廷礼乐，它们当然不出于民间。风呢？开篇第一首就是“钟鼓乐之，琴瑟友之”。此，君子之学也，又怎么可能是民歌？再说，当时诗与礼乐偕行，亦是常识，宣传《诗经》是民歌的人总是连常识都顾不上。
更重要的是：《诗》跟《书》一样，主要是书写之文，而非口传歌述。
早先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即已说过：“真本《尚书》的章节跟《诗经》的颂诗，可能被转录于木质文书之前，早已被铸于铜器之上。”押韵和四言句式在西周最早期的铭文中就有了，共王懿王以后愈加规范，铭文愈来愈长，也愈来愈诗化。跟《诗经》的诗篇，有些甚至是同一事的不同书写，像《江汉》和《兮甲盘》的关系就十分密切。
因此，《诗经》的诗，更可能如唐人写成诗以后“付之管弦”那样，非口语歌谣之纪录。事实上，包括宋词元曲明清传奇，文人创作，写付歌儿，一直是常态，柳永之生平、书会才人之际遇，无不可以印证此点。采谣谚入诗，只有竹枝词这类特例。
而即使是竹枝，采谣谚入诗时均有砻裁，使其文化、雅化、格律化。
整个语言艺术系统均是如此。例如史是书写的，“稗官野史、巷议街谈”就是语言的，称为小说。小说要发展，一是要有司马迁这样的史家，把“其言不雅驯”的部分改写入史；二是自己朝雅化的方向发展。秦汉之小说，发展为魏晋六朝之《语林》《笑林》《世说新语》，转仓促之语词为优雅的文辞，继而再发展成以史笔见长的唐传奇，即是如此。宋代以后，说话人的话，也同样逐渐书本化，形成话本。然后更倒过来，不说话而说书了。如演义、子弟书，或遍布各地书场的大鼓书、说书，均是如此，自我转化以融入文言传统。
文言，就是语言的文雅化。在现实的语言层面其实也如此，所以我们的语言很早就分化为日常俗语和“雅言”两类。雅言，即是语言朝文字的类化，读书人，从孔子以来皆雅言诗书，故形成一种读书音，成为后来官话、普通话的前身，与方言俗语相区隔。
为什么要这样雅化？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徐晋如所说：人若自甘卑鄙下流，那就罢了，若还想脱离禽兽境地，当然须让自己有点文化。文化是什么？就是以文化之，化掉鄙俚之气，修身、读书，慢慢成为君子。
人如此，语言文字也一样，鄙俗渐渐升进到平实，质朴渐渐升进到有文采，令人见之怡悦，是一定的进程。孔子谈到外交辞令时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讲的也是这样的进程。
因此，重新调整视阈，了解文脉、接上文脉，既是文学，也是人学。愿读此书者，于此能善体会之，然后顺着徐晋如的讲解去具体理解各时代文学作品即可。
《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
作者：徐晋如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年5月
推荐语：《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是一部新见迭出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儒家学者、诗文大家徐晋如三十年积淀，从《诗经》讲到明清传奇，梳理中国文脉，重树国文正统。通过十五章的讲述，带领读者重新读懂诗经楚辞、汉赋唐诗，认识屈原李杜，韩柳欧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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