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顺手牵猴
如果说刚刚过去的年是国际文化上的达·芬奇年，年则无疑将成为贝多芬年。
元旦那天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拉脱维亚籍指挥家内尔森斯在演出曲目中，破天荒地增加了这位素被认为缺少娱乐性的贝多芬。至少一般人的刻板印象确是如此——紧皱着眉头，一副永远在和世界拳击的架势——总而言之，老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年12月17日，将是贝多芬的周年诞辰纪念。而在这个日期到来前的不到一年里，德国一个音乐学和编程专家团队，准备完成他当年的未竟遗作《降E大调第十交响曲》。这或许是人工智能时代对这位大师的另一种致敬。
奥地利画家奥托·诺瓦克的作品《孤独的大师》，描绘了贝多芬在维也纳郊外散步的情形。“体制外”的乐圣
音乐家也是人。是人，性格就有多面性，即便是乐圣。这是个有些“中华田园”的封号，就像古来的诗圣、画圣，加上罗曼·罗兰，还有俄国一些什么人的浪漫话语影响，于是总有人跟我们说艺术的至高境界是要载道。它不是技，更不是术。在一个广大人民倾情呼唤匠人精神的年月，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是拿不到桌面上。
再有就是艺术活动背后，那些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比如“一个他这样没有稳定工作的人”，如何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维也纳生存发展。作为一个早期自由职业者，一些贵族赞助人如瓦尔德斯坦、霍尔兹等，对其音乐的生产和推广，又起到过哪些作用。人总得过日子，就算再高贵，也免不了沾上点儿铜臭。贝多芬老师还常遭受健康问题的困扰，后来还有对音乐家尤为致命的耳聋。这些都很费钱，而且败坏心境。
贝多芬写过一首狂想回旋曲，按照标题的说法，就是因为一枚钢镚轱辘到哪儿找不着了。一分钱急死英雄汉，于是愤而操琴，愤终而曲成。喜笑怒骂，皆能咳珠唾玉，这才能算天才。该曲标题并非出自其本人，而是他的学生钦德勒。由于老师体弱耳聋，不少日常俗物要由他打理，可以算是知情人。
维也纳地处多瑙河谷，暑期自然难熬。当时的奥地利上流阶级，包括皇室成员，常去几十里外的巴登消夏。进入中年后的多数年份，贝多芬也会去找当地民居租住。在这座温泉镇，和安东大公这样的保护人交往，也会更少拘礼。法军入侵期间，他还在城里见到过拿破仑。
贝多芬为避暑住过的地方，大多已无从确认，除了一座外观朴素的两层民宅。外墙刷成黄色，类似奥地利皇家建筑常有的所谓的“玛丽亚·特蕾莎黄”，阳台朝向一片树丛，这是贝多芬喜欢的式样。他的《第九交响曲》，就在这里完成了前三个乐章，因此这栋房子也就作为文化遗迹，门边挂上了提示铜牌。
然而这种身后之名对于当年的房东，却毫无意义。对他来说，这不是个好的租客，脾气上来就敲打桌椅，闹得四邻不安，还喜欢在窗户框子上写笔记，结果暑期结束，粉丝们就会偷着跑来拆走窗户框子。于是这位钦德勒就得去做房东的思想工作，继续把房子出租给老师。
比起那个时代的其他同行者，比如年长一辈的莫扎特，贝多芬不属于游踪遍布列国的一类。他的早年生活在波恩度过，莱茵河边一个不大的城市，没有多远就是科隆。他被父亲带到河边散步，那里的景致影响了他一生的趣味。
移居维也纳后，帝都生活的浮嚣势利明显不是他的那杯茶，虽然只有这个音乐生活的中心，才能为他提供足够规模和水平的受众群体。他不是个合群的人。这或许因为他较低的阶级背景，还有颜值（身材短粗，且面带麻坑）。像很多平民阶层的天才人物一样，他偏好地位更高的女性，所缺只是搭讪的天赋和自信。
由此而来的低情商，加之病痛方面的因素，导致他在待人接物时，经常表现出负面态度。后人对于他的这类传闻，做出过不少政治化的解读。其中一个有名案例，是拿他跟立场相对保守的歌德做对比。
故事发生在年夏天，贝多芬再次到波西米亚的特普利茨消夏避暑，而不是离维也纳更近的巴登。就在那里，发生了贝多芬与歌德的历史性会面。很多人听说过那个故事：两位文化巨人散步半途，遇见一众皇室成员。歌德当即脱帽鞠躬，避让如仪；贝多芬则视若无睹，昂扬而过。事后诗人责备音乐家失礼，却被后者一顿抢白，说他趋炎附势，两人不欢而散。
毕竟，歌德的正式身份是魏玛的廷臣，虽然文学写作和业余科研，成就了他的历史名声。至于体制外的贝多芬，则不妨认为礼仪并非因他而设。这段轶事很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事件的既视感。只有一个问题——它是假的。
它的杜撰者，是浪漫派诗人布伦塔诺的妹妹贝蒂娜。这是一个文艺女神型人物，在德语世界，类似路易莎·冯·萨洛美、艾尔玛·钦德勒的先行者。这类人物的影响力，并不来源于自身的创作活动，而是提供灵感，举办社交，对他人的创作给予评点。歌德与贝多芬的会面，便是她一力撮合的结果。
贝蒂娜的名气，主要来自陆续结集出版她和一些名人的通信，其中分量最重的就是歌德。其中一些八卦，曾经被米兰·昆德拉写进小说，大家或许都看过。至于说贝多芬，也有一些名言被她记录下来，流传到后世，比如说音乐是高于一切智慧与哲学的启示，这样的著名论断。经学者们考证，这也是她凭借想象，代乐圣立言。她后来的朋友圈中，还将加入舒曼、李斯特等新一代明星。那是后话。
“中年”音乐家的青春
正是因其郁郁寡欢的个性，贝多芬的形象永远被定格在中年，好像这个人压根儿就没年轻过。然而回放他的早期作品，青春期的温柔气息便扑面而来，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优雅格调。他的第五首小提琴奏鸣曲，被后人补加上一个《春天》的标题，沿用到两个世纪后的今天，显然符合人们对于乐曲的感受。这份柔美的感情更多藏匿于内心，或表现为自然之爱。他的音乐中，也并不总是搏斗与风暴。
很多年前，笔者跑去参观维也纳的卡尔·马克思大院，然后就在德布林那边一个人闲逛。在海利根施塔特穿过一片密林，一道溪流从眼前经过。正是花期将尽的四月天气，日色向晚，黄昏浓郁得让你睁不开眼睛。惬意的倦乏随风挥发，林中一阵鸟声交织押韵，提示你侧耳细听。
那是椋鸟、杜鹃和夜莺昼夜换班的时刻。枝叶间的对鸣似曾耳闻，只是另存在记忆深处的某个文件夹。稍一检索，想起贝多芬在《牧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溪边景色”里，记录过这些声音。虽说他写的是心理感受，不是描摹景观，可缓弦慢管中隐现的长笛，仍像是在惟妙惟肖地学舌。
由此沿着格林钦路再往前走，路边有一座十八世纪的房子，上下共两层。年夏天，贝多芬就是在这里，写出了《A大调第六牧歌交响曲》。从门楣上那块铜制铭牌可以看出，房子并不属于贝多芬，而是葛利尔帕策一家。当时这里的主人是律师，主妇也是名门出身，有很深的音乐修养。这位夫人经常站在走廊里，听楼上的房客弹钢琴。音乐家发现之后，对这种蹭听行为十分不爽，从此再也不在屋里弹琴。
这件事的目击者包括这家的儿子弗朗茨，当时只有十几岁。他后来成了奥地利的大作家，贝多芬去世后的那篇悼词，即出自他的手笔。今天的维也纳，弗朗茨·葛利尔帕策依旧享有很强的存在感，市政厅一侧的大街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用于举行国家仪典的查理教堂外，他的纪念碑上的英雄主义题材浮雕就取材于他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本身早已远离当前人们的阅读口味。不要说他，就连歌德的书，如今也没几个人看了。
年轻时的贝多芬，在莫扎特面前演奏。贝多芬一生多次迁居，仅在海利根施塔特一带，他就住过不止一个地方，只是没有产权。这片郊区地靠维也纳森林，举头就是秃山（Kahlenberg）古战场——年，波兰国王约翰三世·索比耶斯基率军队就从那里发起冲锋，击溃围困维也纳的奥斯曼土耳其大军——周边还有不少葡萄园，以及村民开办的酒馆。
对于一个喜爱田园风光，又经常贪杯买醉的音乐家，这里提供了理想的生活场景。他一辈子不是没有享受过成功，但很少表现在财务方面。那个年代欧洲最富有的音乐家，依然来自歌剧舞台，比如罗西尼。
当未竟遗作遇到人工智能
年贝多芬去世后，遗物被拍卖，《庄严弥撒》手稿的价钱，跟那堆故衣相差无几。他曾在生前对朋友说，人是脆弱的，艺术的力量却无远弗届，就像罗马古谚arslinga,vitabrevis（本意为：技艺比人活得更久）的回响。艺术家能做到创作、人生双丰收的，一向屈指可数。音乐史上除了李斯特、圣桑那么几个特例，基本都是二者不能两全，结果越弄越玄，大师们成了俗人眼里的殉道烈士，进而常把脏乱差的生活方式，看做是进入伟大创造的必要前提，俗称波西米亚风范。
可“艺术”一词，自古便与技术、手艺通假。贝多芬的遗产当中，很多也是技术方面的贡献。他的交响乐作品要求扩大乐队编制，尤其是铜管乐分量急剧加重，否则无以表达他所要求的强烈的戏剧冲突，由此导致指挥这一职务的专门化发展。这些特性又被后来的贝辽兹、瓦格纳、马勒、勋贝格等人，推展到人类听觉包线的极限。今天乐迷们沉迷其中的，很大程度上就是指挥们如何把控、组织这些材料，口味也愈发精细化。他开启的，是属于浪漫主义的一页，而今天的古典音乐市场的最大份额，也仍由他的继承者分享。
对于十九世纪初的维也纳音乐生活，贝多芬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钢琴家的身份上。据同代人记述，他的即兴演奏水平无与伦比，可惜当年没有影象录制技术，后人只能凭借想象，领略一二了。我们如今所听到的，只是乐谱所记，夸张地说，有点像失去软组织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凝止在时间的岩层中。他对于钢琴艺术的贡献，影响至今的是演奏技术。每个琴童都练习过的、、等教程，便出自他的学生卡尔·车尔尼之手，而李斯特则是他的再传弟子。贝多芬的一生，恰逢一个历史节点。作为拿破仑战争的后果，中欧各国的社会组织方式，再不可能重返传统的宗法社会。
对音乐家来说，他们的听众则从贵族变为有教养的市民阶级，而演出场所也从宫廷沙龙，逐渐转移到剧场、音乐厅等公共空间，作品传达出的情绪也往往更加激越。而与之相应的，是对大音量的新需求。那也是乐器的设计与制作工艺出现巨大进步的时代，除铜管乐之外，比如圆号，最明显的就是钢琴。
随着琴弦钢材的改进，机件精度的提高，真正的现代钢琴便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是更为雄浑的音质，以及更宽的音域。贝多芬后期使用的“宽木”和埃拉尔钢琴，都具有这些特征。作为现代三角琴的前身，它们的核心更像平置的竖琴，只是绷拉弦组的框架改用铸铁结构，键盘也扩展到6个八度，黑白共72个键。
贝多芬在技术方面对音乐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上世纪三十年代全球发行的第一张慢转唱片，录制的就是他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要是还用老式的78转，整曲一套四张才能容下。激光唱片发明后，每张75分钟的时长设定，也是以他的《第九交响曲》作为参照。从此，人们在家播放这样的大型作品，也免去了唱片翻面的烦扰。
这些都是机械复制年代的往事，而在眼下的算法王朝治下，凡事扯上人工智能已经成了标配。
据信贝多芬完成了《第九“合唱”交响曲》之后，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那几部晚期弦乐四重奏的写作。至于这部《第十》，直到他年去世，也只有一些零散的片段，还有笔记，可供后人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人根据这些材料，代笔写过一个曲式上的完整版，演出机会虽然不多，但也有录音传世。
德国音乐学和编程专家团队的这种工作的挑战性不问可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古生物学家根据一枚恐龙的牙齿，为一个灭绝超过六千万年的物种，复原出完整形态。他有自己的解剖学和其他相关知识可供运用。对于古典音乐，可以参照曲式格律和已知主题的发展逻辑，推断出某个乐章可能以何种方式构思和完成。但你很难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凭空拟造，比如舒伯特的《第八未完成交响曲》的后两个乐章。即使勉强为之，效果也未必能如人意。
今天的智能技术，或许可以凭借其强大的解算能力，分析出一个作者一般性的风格特征，以此补足那些从未存在过的空白。但也仅此而已。有人评价过某个人工智能版《未完成》续作，说它更像出自当代好莱坞，而不是十九世纪初的维也纳。
不久前读到一篇侯世达早年的成名作《哥德尔·埃舍尔·巴赫》一书中的文章，其中谈到一款名为“音乐智能实验”的软件，缩写EMI。这个程序的编写者大卫·寇普，用它创作出一首肖邦风格的马祖卡。侯世达在钢琴上按谱试奏这首新创舞曲，感到它确实有所倾诉，而且是以肖邦的方式，其中的波兰情调也可以辨识。据这位认知科学专家解释，该程序的工作方式，就是分析作曲家的已知作品，归结出组合模型，再将音符构合的意素，无缝融入更大单位的“肢体”当中。而这也是一个不间断深度学习的过程。
至于上述德国团队，最终如何得到一部自动生成的“贝十”，这不是外行所能妄加揣测的。到了今年四月底，答案自会在贝多芬的故乡波恩首演之后，等候来自各方的评说。当年补写这部遗作的英国音乐学家巴里·库伯，受邀试听过一个已经完成的片段，但认为现有成果并不令人信服。
一面之词，同样不足取信。这不是人类作曲者对决“交响乐狗”的世纪大战，不可能，也没必要决出胜负，倒是艺术活动当中，人的内在性和主体性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研讨。贝多芬留下的缺憾中，以那些从无记录的即兴演奏为甚。可惜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或许可以填充没有完成的，然而曾经存在却已散逝的信息，却再无机会复现如初。那需要逆转时光。
亟待逆转的还有气候暖化的趋势。在绿党成为第二大政党的德国，贝多芬的纪念活动中，必定少不了这一议题。常驻波恩的贝多芬交响乐团启动了一项演出计划，旨在用音乐唤醒、加强人们的自然意识。“贝六”顺理成章，入选为开篇曲目。乐曲通过抵达乡间，投身溪边景色，目睹村民欢聚，经历暴风雨以及重现艳阳天，呈现出一个工业化前夜的人类家园。贝多芬以此向自然致敬，但他未必知道，这个家园在他热切呼唤的新秩序下，将残损不堪。
在德国，类似的演出其实已有先例。就是不久之前，在汉堡港的新地标易北爱乐音乐厅，北德广播乐团基于类似的理念，重新阐释了维瓦尔第的《四季》。他们把历史上的气候数据转译成听觉信号，展示几个世纪来的环境变化，常态化出现的极端天候，以及大量物种的消失，特别是鸟类和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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